经济主题党课：经济增长理论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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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主题党课：经济增长理论之争

经济如何实现增长是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话题，不仅是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而且是各国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因而，从亚当·斯密时代开始，西方经济学家就开始对经济增长进行了长期探索，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也先后经历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边际学派、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理论等多个发展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学家们对如何实现经济增长进行了探讨和争鸣。

古典学派的“数量扩张”观

从亚当·斯密起，经济学家开始研究经济如何实现增长。在《国富论》一书中，亚当·斯密研究了如何增加国家财富和收入，认为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国家财富增长的关键。在他的增长模型中，产出是劳动力、土地、生产效率和资本的函数，这实质上就是分析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此外，他还探讨了自由贸易等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以及一些非经济因素（如政治稳定程度、法律、制度）等外生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之后，萨伊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概论》（1814）中明确指出，作为资本的机器以及科学对于财富增长的作用，正是促使许多自然力为人类服务以增加产品种类和数量，从而获得财富积累的真正原因，他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资本积累。此外，萨伊还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Say’sLaw），即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

大卫·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萨伊对经济增长的观点，并从亚当·斯密的谷物增长模型抽象出经济增长过程的一般范式，认为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极为重要，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资本将其净收入中除消费外的剩余部分追加投入到生产中所形成的资本积累。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一书中，他还提到技术进步、扩大国际分工和促进自由贸易是保持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不同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还提出“比较优势理论”，成为早期各国开展国际贸易的重要理论基础。

约翰·穆勒整合前人研究，认为扩大生产规模对经济增长作用明显，经济增长受劳动、资本、土地、生产效率、教育水平、所有权制度、分配制度、习俗等多种因素影响。他还详细论述了经济增长方程中人口增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三个重要变量不同变化的五种情形。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家已经开始采用不同研究框架和研究思路探索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当然，受限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古典经济学派这一时期对经济增长研究的核心主要是物质资料的数量扩张。

不同学派百家争鸣

古典经济学之后，经济增长理论进入百家争鸣时代，一批批判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开始出现，马克思主义学派是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一方面，马克思继承前人研究，大量论述了资本、劳动、科学技术等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上建立了动态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他将社会总产品分为生产资料生产部类和生活资料生产部类，前者也称第I部类，后者称第II部类。每个部门都可分解为用于工人的可变资本，用于折旧的不变资本以及剩余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个包含不变资本和劳动力都扩大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后来的许多经济增长模型都受到马克思的启迪。

19世纪70年代，以杰文斯、瓦尔拉斯和帕累托为代表的边际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放弃了劳动价值及总量分析方法，主张边际效用理论（包括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对之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现在西方许多经济分析仍是建立在边际分析方法的基础上。

19世纪末，马歇尔在融合了古典经济学和边际主义等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学派。在他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劳动力数量、工人工作效率、财富数量、自然资源分布范围和丰富程度、生产技术水平以及国家公共安全状况共同决定了该国经济增长。马歇尔还把力学中的“均衡”概念引入经济学，提出“均衡价格论”，成为西方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随后，新古典经济学派开始长期占据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流地位。

20世纪40年代，索洛等人提出了外生经济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增长率由资本和劳动增长率及其边际生产力决定，人们可以通过调节生产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力，调节资本—产出比率，从而实现理想的均衡增长。后来，索洛和米德对该模型进行补充完善，在模型中引入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

1947年，罗伊·F.哈罗德和埃弗西·多马聚焦于资本和劳动来解释经济增长，构建了哈罗德-多马（Harrod-Domar）模型。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决定全社会投资水平的储蓄率和反映生产效率的资本—产出比。与此同时，大量自成一体、影响巨大的经济学派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0世纪初诞生的旧制度学派（以凡勃伦为代表）批评当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处于正统地位的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强调制度因素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后来，新制度经济学派进一步提出制度决定经济增长的全新观点，开创性地将制度变量引入生产函数中，打破了新古典模型仅将劳动、资本作为内生因素的传统模式。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学派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就业理论，主张继承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学、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学以及孟德维尔的高消费促进繁荣学，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开创了资本主义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先河。但20世纪60年代，凯恩斯主义也遭到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的猛烈批判，他们全盘否定凯恩斯主义，主张全面恢复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内生”观

新古典经济学虽然提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但对“索洛技术进步残值”的出现并未作出解释。此后，经济学家们开始探索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以新增长理论为主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兴起，它建立在批判地继承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之上，引入收益递增的假定，对人力资本、制度因素以及产权等因素进行分析，重构了经济长期增长的有效路径。

罗默（PaulRomer）在1986年发表的《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中认为，企业通过投资增加资本存量的行为提高了知识的水平，而知识的外部效应不仅使其自身形成收益递增，而且也使物质资本和劳动等其他投资要素具有收益递增的特性，正是这种收益递增带来了经济的长期增长。1988年，卢卡斯（Lucas）提出了一个以人力资本外在效应为核心的内生增长模式，通过人力资本解释了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虽然罗默、卢卡斯等人解释经济增长的研究视角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认为“经济增长根本动力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如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作用的产物”。从实践来看，新经济理论不但成功地把技术进步内生到自身经济增长模型，而且阐释了人力资本、知识等在经济增长模型中的自我积累、自我演进以及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丰富和完善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

总体来看，几百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和争论从未停止，研究内容也从单纯的物质资料生产延伸到技术、人力资本、知识等方面。而且，随着计算机技术以及数学的发展，经济增长的研究方法水平也有了极大提升，数理化的分析开始应用到经济增长的各个方面。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也从早期的劳动、资本、人口、财富积累等不断延伸扩展至人力资本、知识、科技水平、制度等多种影响因素。虽然，受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在每一个阶段都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经济学者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探索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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