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调研(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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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调研

　　综治枫桥经验材料-加强基层综治建设枫桥经验调研报告思考建议

　　加强基层综治建设枫桥经验调研报告思考建议综治基层基础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基石，把基层组织做强、把基础工作做实是确保社会管理综合治理职能实现的重要保障。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必须着力提升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能力，进一步夯实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建设。

　　一、我区综治基层基础建设现状。区下辖个乡镇街道，总面积平方公里，总人口逾万(其中流动人口逾万)，行政村个，社区个。区委、区政府在大力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民生的同时，高度重视基层综治工作。

　　近年来，以社会管理创新竞赛、百家示范单位评选等活动为载体，不断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等重点工作，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一是社会服务管理平台建设。开展“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全区共划分网格个，组建服务团队支，服务团队人数人。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竞赛活动，创建“创新社会管理百家示范单位”家。乡镇街道社会服务管理中心与便民服务中心整合办公家，分别办公家，正在改建的家。建立综治信息系统平台，全区个村安装了综治基层信息系统，开通了平台帐号，并对管理人员进行分期培训，方便了各类信息的上报。

　　二是基层综治力量配备。区综治办现配备主任一名(兼任区委政法委委员)，副主任一名；个乡镇街道，分管副书记担任综治办主任的个，党委委员担任综治办主任的个，其他领导担任综治办主任的个；配备综治办专职副主任的个；综治办干部配备人及以上的个；各行政村(社区)共配备名综治调解室主任。

　　三是基层系列平安创建。通过开展平安乡镇、平安家庭、平安校园等个基层系列平安创建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在各行各业的落实，

　　

　　大量的社会矛盾得到及时化解，突出治安问题得到有力整治，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得到有效提升。如教育系统的“平安校园”创建，在蒋堂小学试点创新“走进平安”教育模式，开辟出“平安博览馆”“平安体验馆”等教育新阵地，扎实推进安全教育活动。受到中央文明办、公安部全国通报表扬，被授予“全国文明交通安全示范学校”。

　　三是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建设。在区委《关于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实施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仲裁调解，形成了条块结合、上下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格局，深化创新“老娘舅”“和事佬”等民间调解组织，探索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委员会、调解中心工作机制。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日常性、基础性工作。

　　五是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区委区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加强了人防、物防、技防“三防”建设。人防上加强协管员、巡防员、调解员、联络员等为主体的群防体系建设，做到警民互动，专群结合，特别是加强巡防队伍正规化建设，按标准配备巡防队员单警装备，将巡逻重点由街面向居民小区延伸，切实提高见警率、管事率和现场盘查率。

　　全区，各乡镇街道共有各类巡防队伍支，群防群治队伍支，群防群治人数人；技防上按照“科学规划、加密成网、形成规模”的要求，合理设定重要部位治安监控点，发动社会单位自建探头，逐步消除监控死角，目前运行使用的视频监控探头共有个；物防上结合“平安小区”创建活动，大力推行综治警务室建设，在案件多发、人群聚集部位安装“户外警示牌”。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当前我区综治基层基础建设与中央、省、市综治委要求还有诸多不足，与人民群众的期盼需求还有差距，主要表现在：

　　(一)综治干部配备不强。综治工作一直被认为是苦差事，综治干部责任重、压力大、待遇不高，有些干部不愿到综治岗位。目前大部分乡镇街道配备了名综治干部，名综治办主任，名综治办专职副主任，但都身兼数职分身乏术，与当前所要承担的综治工作量极不相称；乡镇街道派出所、司法所负责人都是享受副科职级待遇，而综治办副主任一般是科员职级，却要担负起大协调工作，工作开展难度较大。

　　

　　(二)群众参与平安综治热情不高。年的全省平安创建基础调查，我区平安建设知晓率仅为，参与率仅为，远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人民群众是平安创建的主体，他们的参与度、支持率决定了创建活动的广度和深度。目前全区“全民参与，共创平安”的理念尚未广泛形成。

　　(三)工作经费投入不足。受限于经费紧张这一实际困难，使得我区人防物防技防“三防”建设经费投入不足，达不到省平安考核要求。按照省里要求，流动人口专职协管员的配备比例是，目前我区的实际流动人口数量在万左右，应该配备专职协管员名以上，但实际配备数量远远低于这个标准。治安视频监控方面，每年市里下达的探头安装任务，我区也是基本无法完成。同时，中小学特别是幼儿园的安保器材配备率也都是达不到要求，去年“平安”考核“三防”建设被省里扣了分数。

　　三、对策和建议。省委书记在今年的全省平安大会上指出，平安考核要落实到位，将按照“标准更高，执行更严”的要求，从更高起点、更高层次上全面深化平安建设。所以，我们要以求真务实的作风抓落实、以“功成不必在我”的信念强基层、以走在前列的标准求实效，努力建设基础更牢、水平更高、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平安。

　　(一)创新发展，进一步深化社会服务管理平台建设。重点抓好乡镇街道社会服务管理中心规范化建设，使之成为基层各部门、各单位协作配合、便民利民的高效平台。按照省委、省综治委的要求，进一步规范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名称、设置、职责任务和工作保障。切实强化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在民情信息收集、矛盾纠纷化解、社会治安防控、重点人群管理、法治宣传教育等方面的功能。规范较大村(社区)社会服务管理室和规模企业社会服务管理站建设，结合新农村社区建设整合综治资，加强与社会服务管理中心的衔接配合，进一步深化“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各项措施落实到基层。

　　(二)强基固本，进一步加强基层综治队伍建设。突出抓好乡镇街道综治委(办)建设，按照省委、省综治委相关要求，进一步加强领导，充实力量，明确职责，增强权威。综治委主任由乡镇街道主要领导担任，综治办主任由党委分管副书记或专职党委委员担任。综治办专职副主任按照乡镇街道中层正职以上职级配备，并落实

　　

篇二：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调研

　　有关“枫桥经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调研报告

　　关于“枫桥经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调研报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从“枫桥经验”到市域社会治理，这是一个由下至上连续性、梯度性、突破性变革的过程，体现了党在基层和市域两大区域统筹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市域社会治理助推省域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决心意图。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由“市域”“社会”“治理”“治理现代化”多类范畴组合而成的全新体系，人们总体对其仍较为陌生。从成熟、成功而又相近、相连的“枫桥经验”着手，通过知识迁移，把握“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属性，形成相融互促、同频共振效应，对深入理解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枫桥经验”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关联“枫桥经验”是一种依靠和发动群众，以综合管理的方式方法将矛盾纠纷化解于基层、化解于萌芽状态，从而实现社会稳定有序的基层治理模式。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是2021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最热词汇之一，其意为整合基层未有或不足的治理主体优势、资源优势和基础优势，在市域范围内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枫桥经验”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紧密的联系。

　　(一)价值功能一致“枫桥经验”的实质内核是“矛盾就地预防化解不上交”。就像一个稳压器，即使在遇到狂飙疾进的掘金时代，也能把外界紊乱的社会秩序过滤在本镇甚至本县以外。而市域社会治理的总体思路设计同样是“以防范化解市域社会治理难题为突破口”“努力使市域成为社会矛盾的‘终点’”。近年来，随着农村城镇化、区域一体化、城市群以及大湾区建设等新型空间形式产生，新问题新挑战不断向市域汇聚。市域作为省域与县域之间的承接中枢，拥有比县域以下层级更多的“自选动作”、更足的治理资源、更大的治理空间和更强的治理能力等，在如何使风险矛盾“化解在萌芽、终结在市域、避免不外溢”上，既与“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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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能够在新型空间态势下，依靠市域“主导者”身份和地位打通城市间、城乡间合作共治的“任督二脉”，形成区域更广、效果更佳的城市版“枫桥经验”。

　　(二)方式方法相通“枫桥经验”从乡土社会、熟人社会而来，面对具有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乡民，除了强调司法兜底作用外，更多是采用说理、调解、帮教、治保、矫正等柔性手段，由此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市域社会是一个兼农业时代“熟人”、工业时代“陌生人”和信息时代“网络人”于一体的混合型社会，治理对象来自五湖四海、线上线下，其社会层级、价值理念和利益结构错综复杂，因而治理方式方法更应像“枫桥经验”那样灵活多样，避免“一刀切”。xx指出，做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需要运用协商、契约、道德、习俗等社会内生机制以及法治方式综合化解纷争、规范社会行为，并且善于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增强政府决策部署的科学性、风险防控的精确性、打击犯罪的实效性、执法办案的公正性、公共服务的便捷性，等等。这些治理方式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到“枫桥经验”的身影，且在市域社会治理上进一步演绎为组织力、矫正力、控制力、动员力、辐射力等的全面贯穿、全方位渗透。

　　(三)成效作用互鉴市域管辖人口多、地域广、各行政层级服务水平与治理能力参差不齐，此外，有些市与市之间还存在诸如水界、林权、矿产等纠纷，需要市域社会治理更具统筹性、综合性和协调性。“枫桥经验”作为中国基层治理的成功样板，其做法为市域社会治理夯实了基础，提供了素材，让市域社会起点更高、视野更阔。而市域作为承上启下的枢纽，既与省域和国家治理任务对接，亦对基层治理提供实质而强有力的统筹支持，促使优质资源和服务从城市“高地”流向基层“洼地”，形成以点带面、以城促乡带动整体性发展的良好格局。例如，市域的地方立法资源，可以进一步对发展已久的“枫桥经验”进行理论提炼和制度设计，加快其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进程，以此增强复制推广的内生动力和持久力，避免“枫桥经验”内卷化、形式化、标签化。

　　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全新课题，国家尚在谋划布局阶段，地方在理论和实践上也不乏探路者。例如，xx“xxx”模式、xx“xx”行动、xx人工智能化治理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也存在一些亟须破解的问题。

　　(一)风险预测预防不够从农业化向工业化、农村向城市化急剧转型，伴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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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是城乡发展差距扩大、城市社会结构失衡、资源能源短缺以及公共安全事故增多等整体性风险。这种主要由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风险，早在xx多年前就引起xx关注，并告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面对风险，政府无论在认知还是行动上都存在“慢半拍”现象：

　　一是认知上缺乏现代化反思。风险的突发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让政府迟迟意识不到其来临，或者以为风险降临也只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无须过度紧张。

　　二是行动上低效、失效。风险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具有跨区域、跨领域、跨层级、相互关联转化的叠加效应，“不仅远离个人的能力，而且也远离更大的团体甚至国家的控制”，因而需要通力合作治理。在现实生活中受条块分割、部门分化、多头管理等体制机制影响，各区域各部门“各为其主，各唱各调”，越位、错位和缺位等乱象严重。这种“有组织地不负责任”，不仅不利于原生风险的防治，反而引发各种次生风险。

　　(二)基层治理基础不牢基层历来是问题最为复杂尖锐的前沿地区，是市域治理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在社会变迁中，基层治理体系的不稳定性主要体现在：

　　一是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缺失与失衡。新时代人们对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需求愈发提高，这种自下而上的诉求与市域自上而下的威权造成一种内在张力和紧张关系。在现有政治逻辑和权责倒置情况下，正所谓“看得见管不了，管得了看不见”，基层政府在公共服务产品的数量、质量和均衡性上“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及时有效地满足民众需求。

　　二是基层治理缺乏整体性与可持续性。基层政府面临的矛盾风险千头万绪，导致其“见树不见林”“头痛治头脚痛治脚”。对于实在难以治理而群众呼声又极高的沉疴痼疾，往往只能以“空头支票”“口号治理”权宜性敷衍，长此以往容易陷入“塔西佗陷阱”。

　　三是基层腐败侵蚀民众“奶酪”。基层中梗阻、吃拿卡要问题虽然不如“大贪大腐”那样震撼，但会直接导致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在基层扭曲变异，直接损害群众切身利益，啃食群众获得感，因而群众对此不满情绪最为强烈。

　　(三)群众参与不足和无序对于那些真正参与市域公共事务的市民群众，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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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动力不在于政府动员，也不完全出于对公共事务的热心和认同，归根到底源于斯密所说的“利己心”。即居民参与预期收益越大，成本越低，参与动力就越足，反之则越弱。如此看来，市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的快节奏，使等价交换、精致主义和功利主义渗入公共事务、社会生活中，效率与效能成为人们参与公共治理的标准，这一定程度上导致公共参与过度理性化、功利化。体现在：一方面，在牵涉到责任与义务的层面，居民参与往往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够，难以形成“自发的秩序”;另一方面，在涉及权力与利益层面又往往过于自私、非理性，“公共性”下降。

　　(四)数据化智能化程度不高随着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数据化智能化治理给民众带来了便利，然而也面临着诸多“技术利维坦”挑战：

　　一是数据信息挖掘难。数字化建设是市域治理现代化智能化的基础，而对海量数据深度提炼和转化是项极其复杂的技术活，电子政务平台时而难以应付，需要倚重相关数据平台型企业，由此带来“数据垄断企业‘绑架’政府或操控市场的局面”。

　　二是“一地鸡毛”整合难。不同行政区域、行政部门存储不同的数据，这些数据无论是物理性还是逻辑性都存在彼此孤立的问题，形成“数据孤岛”而难以开放共享。

　　三是技术发展异化产生“创造性破坏”。政府过度依赖数据化智能化技术，甚至“唯数据论”“唯技术论”，引发“技术恐惧症”。

　　三、以“枫桥经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策略“现实的成功是最好的理论，没有一种抽象的教条能够和它辩论。”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洗礼与检验，“枫桥经验”展现出强劲的时代性、现实性和可建构性。鉴于“枫桥经验”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紧密的内在关系，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并移植至市域社会治理领域，既是“枫桥经验”“老枝发新芽”再创地方治理佳话的使然，亦是其“抛砖引玉”破解市域社会治理难题的良方。

　　(一)坚持“党建统领”，加大市域社会治理的统筹力度“枫桥经验”在全国遍地开花结果，形式和内容也相应地发生多样变化，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作为真正的“枫桥经验”，党建统领这一政治生命始终不变。从村支部书记xx带领群众“要文斗而非武斗”，到乡镇党委引领、党员带头的“大调解”格局，再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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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把党的基层组织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领头羊”“主心骨”。实践证明，“凡是‘枫桥经验’坚持和发展好的地方，都是党建工作和社会治理融合得好的地方”。市域治理现代化理念的提出，目的是通过强化市级党委的统领，统筹推动权责人关系深度融合，对那些“触及灵魂深处”的制度性障碍和梗阻大破大立，对各机关部门的资源统筹调度，对经济社会运行以基层党组织为准星进行全面调节、再造和整合。以此推进条块分割制约、部门资源垄断、体制规则冲突、“灯下黑”等问题治理，形成“中心统筹、民呼我应”的现代市域治理体系。

　　(二)坚持“源头治理”，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的风险免疫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社会成员关系处于一种“整合—分化—整合”的矛盾变迁中。在不同历史时期，“枫桥经验”既非逆势而行亦非随波逐流，而是正确把握国家与社会成员关系矛盾变迁的实质，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方式方法适时调节两者关系，使矛盾在“易感”和“应急”摇摆中不过激，“就地解决”，从而更好“维系国家总体秩序”。当代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时期，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枫桥经验”在“宏大的社会结构变革及其对变革成果的捍卫”的做法，同样适应于市域社会治理，助其在风险矛盾中前行：

　　1.深刻理解现代化风险的实质。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风险的实质是现代社会发展过快过急，超出人的整体把控和应对能力，最终反噬到人类自身，呈现“飞去来器效应”。所以，解铃还须系铃人，需要强调以人为中心发展，推动人的现代化。一方面，当风险来临时，社会一切活动必须无条件服务服从于人的生存权和健康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战胜风险。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中国的“治理之效”和西方的“治理之乱”即是例证。另一方面，人类“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即使风险“暂时”不爆发，也必须始终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人的素质能力全面提升，不去“招惹”风险，风险才不会降临。所以，偏离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等于脱离人的现代化，在此情况下谈论市域治理现代化犹如“沙上建塔”，终将是人不断犯错，风险不断降临，所谓的市域乃至国家现代化一次次“坍塌”。

　　2.建立健全预测预警预防体系。“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这就需要未雨绸缪，提高风险决策的科学性和可预见性。也即“枫桥经验”所强调的“立足于早、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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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于小、立足于激化前”。在市域层面，需要通过改善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民生问题，从根源上减少非理性情绪;加强舆论导控和疏通，完善社会安全阀制度;建立健全多元协商、信访、听证、司法等机制体制，确保市民于合法性渠道内表达诉求;发挥社会组织专业优势，促使治理工作更有活力更为精准，等等。通过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制度体系，从源头上减少不和谐因素产生和扩散。

　　3.动态把握和应对风险挑战。xx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鉴于现代化风险的巨大破坏性和不确定性，市域社会对于风险治理，已控或末控、历史遗留或未来将至、存量或增量，应建构一套科学的动态跟踪体系，主动加强对风险全程跟进并在此基础上及时修正决策、回应风险。

　　(三)坚持“五治融合”，打好市域社会治理的组合拳时代在变，“枫桥经验”也在创新升级。枫桥人民积极探索善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五治融合”的社会治理新模式，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经验仓”：

　　1.以善治为目标，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市域政府。善治是治理的目标，也是手段。俞可平认为，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欲达“善治”必先“善政”。因此，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关键是要自上而下以“民主、责任、服务、质量、效益、专业、透明和廉洁”为标准建设和规范市县乡三级政府。通过“善政”建设，强化公共服务理念，推进各区域和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性，提升市民群众的获得感。

　　2.以法治固根本，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硬约束。“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没有法治就没有国家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一方面，强化法治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群体的多元、力量的博弈、利益的冲突、思想的碰撞等伴随市域社会治理始终，唯有法治能够凝聚“最大公约数”，以问题导向为抓手，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城乡治理难题，惩恶扬善，“破冰前行”。另一方面，发挥地方立法优势，将地方治理成功经验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固成果稳预期利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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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德治润万物，树立市域社会治理新风尚。治理时空有界，道德力量无穷。“枫桥经验”诞生于枫桥绝非偶然，而是孕育和滋养于枫桥人源远流长的“急公好义、爱说理、讲道理、重教育的传统”。启示市域社会在疾风骤雨的改革进程中尤其不能丢掉“根”与“魂”。要加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红色革命精神，在全市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进而提升人的内在道德，实现从“治心”到“治世”的治理飞跃。

　　4.以自治增活力，使市域社会治理既生动又有序。费孝通认为，法律是专门的、深奥的知识，在都市里普通人很难知晓种种法律，却又不能在法律之外生活。因而需要律师、礼治、“去暴戾化”的无为而治、以教化为特征的长老统治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需要培育和孵化诸如“法律顾问团”“老杨调解中心”“枫桥大妈”“红枫义警”“乡贤理事会”等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队伍，以拓宽市民群众公共参与的途径，降低定纷止争的成本，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5.以智治强支撑，优化市域社会治理效率效能。以“智”图“治”谋“祉”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一方面，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技术打造一体化数据信息平台，推进各级各部门信息开放兼容、互联互通，更好用现代化科技感知民生态势、优化行政决策、提供精细服务。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数据产权制度体系，以产权明晰推进数据型企业多元良性竞争，促使政府在向社会购买服务中既不被数据型垄断企业“绑架”，又能维系公共服务“帕累托最优”。

　　(四)坚持“基层基础”，激活市域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基层社会蕴含着最真实火热的市井生活、最朴素实用的首创精神、最无穷尽的改革潜力动力。“枫桥经验”何以做到“矛盾就地预防化解不上交”，“奥秘”在于“抓基层、打基础，依靠和组织群众”。市域社会治理的着力点不在“市”，而在“基层”。要把基层作为一切工作的落脚点，通过“市”的统筹协调“杠杆效应”，撬动城乡、社区活力，以基层稳定促使市域平安。

　　1.减负增能凝聚基层治理合力。在减负上，划清权限，实打实开展基层减负降压，务实作风建设，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腾出更多精力干好分内事;在增能上，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投，政策向基层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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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基层政权组织“独挡一面”的能力。通过减负与增能双管齐下，在市域治理中把“枫桥经验”拓展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信访不出县，上访不出市。”2.推动跨区域跨部门治理协作。积极探索市、县、乡、村四级联动共治和事前、事中、事后三环衔接相扣的新机制新方式，对涉及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矛盾纠纷，要加强属地、属人和属事管理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有效互动，推动形成“多元化”“扁平化”结构，提高基层应对复杂问题和形势斗争的整体性治理能力，真正做到“上下联动、左右协同”“乡镇吹哨、部门报到”。

　　3.发动市民群众广泛参与市域治理。马克思主义利益观认为，人的一切行为皆为了获取利益。以利益为突破口，以共享为落脚点，“把决策权交给群众”，使其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破解市域社会治理难题。一方面，突出公共参与的现代价值。在利益分化和“代议失灵”的时代，来自不同城乡、社区的阶层精英和草根都在利用各自资源，通过各种路径直接或间接参与制定、影响公共决策，那些不参与或少参与的成员，其利益将在政府权威性分配中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和增长。另一方面，基于公共参与的公共理性。公共参与固然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和效用最大化，但在利益多元分化的市域社会，每个参与个体只有基于“共同善”上调整自身的价值偏好，方能凝聚共识，达成集体行动，避免陷入“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困境。

　　作者威武！卒章显志！很受用的一篇范文，谢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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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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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思考

　　作者：尹丽蓉来源：《法制与社会》2020年第25期

　　关键词“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矛盾纠纷化解

　　作者简介：尹丽蓉，石河子市党委党校。

　　中图分类号：D67;;;;;;;;;;;;;;;;;;;;;;;;;;;;;文献标识码：A;;;;;;;;;;;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9.049

　　上世纪60年代，浙江省绍兴市诸暨枫桥的干部群众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成为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面旗帜。[1]多年来，“枫桥经验”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治安延伸至社会治理，逐渐创新发展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成为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

　　（一）新时代“枫桥经验”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和实现形式

　　党的群众路线是我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其内容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完整意义上的群众路线是“为了群众”和“依靠群众”二者相结合，“一切为了群众”是根本出发点，“一切依靠群众”是基本方法，只强调“为了群众”，而不“依靠群众”，是不完整的、不全面的群众路线，容易出现“政府干着、群众看着，政府很努力、群众不买账”的问题。

　　“枫桥经验”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发动和依靠群众”是“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枫桥经验”在强调和坚持“为了群众”的同时又“依靠群众”。打造共治共建共享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焕发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提升的热情和自觉，发挥人民群众在基层治理中自治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出发点的同时，重新发扬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方法，是党的群众路线在社会治理中的具体体现和实现形式。

　　（二）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创新基层善治路径的经验

　　坚持“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是半个世纪以来“枫桥经验”得以不断传承的精髓。“枫桥经验”是在解决社会矛盾过程中创造的，产生之初主要依靠思想政治工作结合民间自治传统来解决基层矛盾纠纷。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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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的重大命題，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这要求我们必须探索更加有效的治理模式来适应现代化要求。“枫桥经验”顺应时代社会之变，顺应社情民情之变，向城镇社区治理延伸，从社会治安转向社会治理，从重管理轻服务转向服务与管理并重，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是基层实现善治的路径的经验。

　　（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防线

　　“枫桥经验”显著的特点是就地化解矛盾，实现捕人少、治安好。“枫桥经验”在几十年的发展中，总结并提出了一系列矛盾纠纷化解经验和机制，将矛盾和纠纷“抓早、抓小、抓苗头”，坚持预防在先、工作在前，努力把不稳定因素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内部，解决在萌芽状态，力争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处置，增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我国社会矛盾纠纷的类型、特点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矛盾纠纷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枫桥经验”在推动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就地化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防线。

　　2018年11月，兵团召开关于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会议，会议要求：“聚焦新疆工作总目标，坚持和发展好符合新疆实际、具有兵团特色的“枫桥经验”，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不断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八师石河子市结合落实新疆工作总目标、履行兵团职责使命、强化维稳戍边看家本领等工作，发挥“枫桥经验”在师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新思路新举措。

　　（一）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精准抓建基层的职责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明确要求：“完善党委领导、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政治优势。从2018年开始，八师石河子市开展“五长”抓建活动，全面摸排梳理了44个基层基础薄弱、矛盾纠纷突出、社情民情复杂的典型基层单位，由师市党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公、检、法、司、信访“五长”，各团场、街道、镇党委书记、分管政法工作领导挂钩驻点。从抓建活动开展以来，八师基层社会治理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师市党委书记抓建的149团17连化解各类矛盾纠纷9件，未发生上访事件，继续保持了“零发案”创建连队;师市政法委书记指导北子午路派出所调解各类矛盾纠纷476起，调处成功率96%，派出所纠纷矛盾不上交的做法，有利于实现“案发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的目标;其他部门、街道和团场抓建领导都能结合挂勾驻点基层单位实际，因地制宜地积极推动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实现了赴兵团、赴京上访实现“零上访”“零控制”目标。

　　（二）基层党组织充分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基层党组织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神经末梢，是基层治理的“领头雁”。在师、团（街道）、连（社区、村）各级党组织的引领下，社区（村、连）积极整合辖区内社会资源，形成了辖区内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和社区居民参与共治共建的社区党建工作联席会、维护社会稳定的“双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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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三老”（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巡逻队、公益法律服务队、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党员“双报到”志愿服务队、居民（村、连）议事协商会和居民代表大会等社会自治服务组织和机制，积极倡导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充分保障职工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深入推进基层民主自治。

　　（三）实现调解组织网络体系全覆盖

　　八师石河子市在社区、连队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设立人民调解组织，构建了街道（团场）、社区（连）、调解小组“三级网络”，形成了以街道（团场）人民调解委员会为引领，基层人民调委会为主体，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委会为两翼，纠纷信息员为触角的多层次、宽领域、规范化的新时期人民调解组织网络体系。目前，师市有人民调解委员会452个，人民调解员1638人。建有专业性行业性调委会21个。2019年共调处纠纷2812件，实现了“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师市”。

　　

篇四：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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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与基层治理现

　　代化

　　作者：粘凌燕来源：《西部论丛》2020年第02期

　　摘要：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核心，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基层治理的主要目的是将宏观的方针政策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政策落地的同时，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直接的现实问题，实现人民权益。“枫桥经验”是重要的基层治理经验，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智慧。其在新时代的创新和发展是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枫桥经验;基层治理;现代化

　　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核心，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基层治理的主要特点是具体性和直接性，主要目的一是在社会整体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确定的情况下，将宏观的方针政策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政策落地;另外就是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直接的现实问题，实现人民权益。

　　一、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时代意蕴

　　我国幅员辽阔，自古以来区域多元化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我们的经济形态、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也是多元的，而正是这种多元使整个古代中国社会形成了自秦朝统一以来形成了郡县以上皇权管理与郡县以下基层自治的二元治理格局。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家庭和宗族成为基本生活和生产单位。儒家传统道德要求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渗透在“家训”与“族规”中，这种具有强大权威的意识形态最终形成了稳定的内生性秩序和自治力量。

　　建国之初，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肃清敌对势力、鼓励人民群众参与，各城市都陆续建立了性质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居民委员会组织。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一些农村成立村民委员会组织管理农村事务。1982年“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写进宪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形式之一。

　　改革开放带来的国有企业改制、政府机构精简，使许多“单位人”离开单位，处于单位管理之下的人员进入社会，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的人口流动使得城市实际居住人口剧增。基层社会管理对象、内容以及规模发生了巨大变化，给基层政府以及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职责分工、人员编制以及经费负担等方面带来巨大挑战。在农村，“空心化”已成为乡村治理面临的重要难题，有能力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人不多，制约了治理整体效率的提高。社会结构多样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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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极大挑战，表现就是基层治理碎片化、悬浮化、低组织化。基层政府对基层治理的政策支持、人力物力保障有限;民众主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事务动力欠缺，自治组织职能发挥不足、社会组织整体发育不足、民众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空间和渠道有限。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治理现代化，意味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现代化的治理要求提升基层政府治理效能，这意味着要让市场和社会发挥主要作用。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意味着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从政府包揽走向引导社会和公众参与，提高治理过程的民主性和公共性。

　　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与发展

　　“枫桥经验”重要的群众工作方法和基层治理经验，“枫桥经验”以其扎根于基层以及自我总结与更新能力，[1]使得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解读以及相同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创新和发展“枫桥经验”，是中国特色民主法治发展必须正视的课题。

　　（一）组织化的公众参与

　　现代社会治理理念要求公民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主体和積极作用，然而由于我国的权力本位、臣民文化等历史文化传统、长久以来行政权力的一元治理体制，村民、居民社会治理参与意识不高，参与形式表面化，公共事务决策、监督保障机制不完善。“枫桥经验”主要通过村民委员会、民间调解委员会等体制内社会组织实现社会不同群体零散式、片段化的利益诉求。各种利益诉求的博弈与均衡导致了公众参与的分散化、无组织化，无法有效实现社会自治与共治的目的。

　　社会治理过程中利益组织化程度不断提升决定了公众参与的组织化程度也应相应提高。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离不开社会主体利益的组织化，组织化的公众参与有利于整合多元力量和资源，融通基层政府、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村民）之间的利益互动机制，通过社会公众相对稳定、集中持续的利益诉求，实现利益表达、交涉和协商过程的更为有效，缓冲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利之间的矛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共治与自治。

　　（二）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

　　当前我国的政府是社会各种利益的输出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承担维护社会稳定、实现人民各项权益的巨大压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在于解决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明确不同主体的角色与作用及其实现机制;解决公民“有序参与”问题，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平衡与统一。“枫桥经验”依靠群众，采取协商协调的方式解决矛盾冲突，显示出现代治理理念要求的“共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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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培育壮大社会力量，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过程就是通过国家动员发展壮大社会力量的过程。“枫桥经验”将村民群体纳入到治理体系之中，使政府管理与基层自治形成合力，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使利益博弈和利益权衡趋于成熟和理性。承认利益多样性，尊重多元诉求表达，努力满足不同需要，在多元文化基础上，构建多元、多层次现代社会治理体系。[2]

　　（三）“三治融合”的治理格局

　　存续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基层自治与治理现代化要求的自治完全不同，前者建立在森严等级制度与“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的基础之上，后者以平等、参与、协商为基础。权利本位、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私法精神在这里作用凸显，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事务越来越多，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等平等主体通过有效沟通，由此而得的议事结果可以最大限度地吸取社会意愿。

　　“枫桥经验”的矛盾化解功能适用不当、把化解矛盾工作的要求精细化，容易造成过度重视维稳、信访考核过度，导致群众迷信“上访”的结果。在“枫桥经验”推广中必须发挥法治的主导作用，政府依法运行权力、调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理性维权缺一不可。社会遵循法治和程序的有序参与，才能监督和规范基层权力运行，基层治理的法治模式得到真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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