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度（10篇）有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文稿汇编（全文）,供大家参考。

有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文稿汇编

（10篇）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之①

　　为深入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即日起，本报将在“光明论坛·温故”栏目，陆续刊发专家学者解读文章。

　　2023年6月2日，A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在谈到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特性时，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重要元素，首先说到了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出自孔子之口，见于《孔子家语》和《礼记》中的《礼运》篇。孔子回望历史，认真研究“先王之道”，深刻反思现实，形成了他的这一社会理想。在《孔子家语》的记载中，孔子对弟子子游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人。是以奸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谓之大同。”

　　孔子时代，天下无道，礼崩乐坏。他认为尧、舜、禹、汤、文、武时代是一个“有道”之世，那时，人们以天下为公。所谓“背私为公”，“公”可理解为“共”，指人们的公共意识、公共道德。天下为公，是人们都修为自己的公德心，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应休戚与共，协同一致，强调要有明确的“社会性”意识，努力做一个“成人”，做“大人”“君子”。所以孔子主张扶危济困，互相关心，而不是各行其是，自私自利，甚至损人害人，弱肉强食。

　　中国文化以孝悌为根本，强调仁爱精神与敬畏观念。中国哲学可视为关于“家”的哲学，以家为本位，由家而国，由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孔子主张由孝、悌培养爱、敬，把孝与悌看成“人之本”，把爱与敬看成“政之本”。人们由家庭走向社会，中国思想便打通了家庭伦理与社会、政治伦理，把父母对于子女的自然情感进行社会化应用与理解，产生了家国一体的观念。这是中国“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理想追求的认知基础。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孔子还简洁表述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整理的《尚书》中就有“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的说法，诸子百家也大都重视公义，早期典籍有诸如“公者明”“无私者正”“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公生明，偏生暗”之类的表述。孔子的这一社会理想影响很大，历史上这样的类似表述不胜枚举。孟子的“民贵君轻”学说，以及后来“公天下”的主张也都源自孔子。唐代有人说“心苟至公，人将大同”，“大同”崇尚和合，求同存异，这样才能涵摄去取、中和位育。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是中华文化道德精神的根脉，是社会公德的最高原则。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对这一理想的追求一以贯之，由此影响了数千年中国历史的进程，铺染了无数中华儿女的生命底色。明末思想家说“天下非一家之私”，把“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凝聚成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个人道德要求，激励着无数志士仁人。近代，面对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康有为《大同书》提出建立“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理想世界，孙中山提出“真正的三民主义”，即“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相通而契合。100年前，瞿秋白在《赤潮曲》中歌颂十月革命：“从今后，福音遍天下，文明只待共产大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斗争将天下为公的理想真正变成现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A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特质融会贯通，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激扬中华文明新活力，在守正创新中构筑中华文化新气象，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的思想也在开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全新局面中处处得到体现。A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我们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实现了乡村振兴的良好开局。再如，我国各民族之间不断交流交融，紧密团结，守望相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植根于各族人民的心灵深处。

　　在对外交往方面，中国早就形成了“协和万邦”的理念，强调人与人之间、邦国之间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合作共赢，这都是“天下为公”道德理想的凝聚。A总书记指出，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在迈向数字文明的新时代，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维护人类社会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过程中，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愈益彰显出强大的影响力、生命力、感召力，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

民为邦本、为政以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之②

　　近日，A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在谈到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特性时，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重要元素，其中提到了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A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A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A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正是进行这种创新的重要思想资源。

　　“民为邦本”和“为政以德”具有内在逻辑联系。“民”对应“神”“天”“帝”。夏亡于桀，殷灭于纣。夏桀商纣仗着“帝”“天”观念，把政权的合法性放置于天命之上，以为其拥有政权是“有命在天”，暴虐其民，导致国灭命殒。夏商的灭亡促使以“小邦周”身份推翻“大邑商”的周初统治者深刻反思，认为王朝命运所系在“德”而不在“天”。“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惟有“敬德”，方可“保民”，拥有天下。如果说，“天命”是一种外在的客观性、虚幻的政权合法性基础，那么，“德”则是人的内在主体性、合法性基础。《尚书》反复强调统治者要疾敬其德、“祈天永命”。《大学》说：“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德”是得到人民和土地的基础。土地是不会移动的，人心则会改变，所以，“德”的内涵进一步落实为民。《尚书》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一言以蔽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从天命到德，进而到民的转变，是我国上古政治思想从神秘主义到理性主义，从神本到民本的质变性飞跃，奠定了中华政治、中华文化以至于中华文明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传统。到春秋战国时期，民本已成为普遍的治理思想。老子提出“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左传》记载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
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又记载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主张“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民，是现实中的人。以民为本，就要“为政以德”，顺从百姓意愿推行政治。《道德经》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即是应顺民心之义。《论语》提出“尊五美、屏四恶”的政治主张，其第一条是“惠而不费”，实现途径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同样表达了顺应民心之义。百姓最大的愿望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养生丧死无憾。实行德治，就要满足百姓的物质利益。《论语》主张对百姓要“富之、教之”，孟子主张“制民之产”，让百姓有稳定的家产，进而推行教育，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

　　“德”具有贯通个人品德修养和国家政治的特性。孔子要求统治者加强道德修养，减少欲望，更多地把财富分配给百姓，通过德政让百姓自愿归附。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又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既来之，则安之”。儒家思想塑造了把统治者以至于每个人加强德行修养作为社会治理的必要条件的文明特色。《大学》主张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特别是主张“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奠定了“德”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正日益成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宝贵文化资源，在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党的20D报告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指出“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新时代新征程，广大党员干部更须反复锤炼“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修养，努力做到为政以德，在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奋发作为，再立新功。

九州共贯、多元一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之③

　　2023年6月2日，A总书记在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他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重要元素，其中包括“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指出“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九州共贯”出自《汉书·王吉传》。原文是：“《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西汉时期，在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统治政策。汉宣帝时，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王吉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移风易俗的教化工作，使天下政令法规贯通，这就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的共同体理念。“九州”的概念最早出自《尚书·禹贡》中，是传说中的中国上古地理区域，用于指代中国。“贯”本义为古代穿钱的绳索，古代的铜钱用绳穿，每一千个为一贯，引申为“穿、通、连”义，皆内含统一义。除了物质层面的贯穿外，贯还可以指精神、传统或思想体系的贯穿始终的特质。如《论语·里仁》中称：“吾道一以贯之”。

　　“九州共贯”以地理观念为依据和前提，“多元一体”则在此基础上强调包容和融合。作为中华文明起源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概念，“多元一体”中的多元、一体皆从文化共同体角度立论，是中国考古实践中解读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的重要理论创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我国的一个显著特征。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在这个多元格局中，各民族各有其历史和文化传统，各成一元。一体是指各民族因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利益而在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中形成的共同体——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各民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同体意识以及由此形成的共同价值追求和文化心理结构，就是一直以来“九州”所“共贯”的精神内核。

　　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所包括的56个民族单位是多元的，中华民族是一体的。多元的民族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一个多民族交融同时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与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过程相似。但中华民族在这一过程中还有其特色，即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形成多元一体格局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分散到多元到结合一体的过程。一个既一体又多元的高层次认同的民族复合体，各民族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奠定了多民族联合的中华民族“大一统”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局面。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和广袤疆域，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这种各民族团结融合，多元聚为一体，就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各民族的最高利益，是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与责任。在一些历史时期中，尽管出现时间长短不同的分裂，但统一始终是主流。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伟大民族，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伟大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的突出统一性是中华民族强大的根基。“根本固者，华实必茂；
源流深者，光澜必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是最深层的认同，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根本保障。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由此形成了各民族牢不可破、和谐相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各民族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像石榴籽一样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以各自文化的交相辉映，铸牢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成就中华文明的精彩篇章。

修齐治平、兴亡有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之④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A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是其中诸多重要元素之一。“修齐治平”与“兴亡有责”两语，分别出自西汉儒学家戴圣所编《礼记》（即《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大学》和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之中。

　　《礼记·大学》原文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一从“修身”到“齐家”“治国”以至“平天下”的递进链条，以贯通一线的内在精神为遵循，形成一套由近及远、环环相扣的政治伦理体系；
把自身修为、家庭顺和、国家安泰、天下乐平有序衔接起来，既揭示了古人对现实世界基本秩序的探索，也凝练地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共识诉求。

　　“兴亡有责”一语，是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意凝括而来。顾炎武在十七世纪中叶清军入关的背景下，于《日知录·正始》中写道：“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大意是说，保一姓之国，是统治集团的责任；
而保天下，关乎民族存亡、文化传承，则是每一布衣百姓的义务。由此而提炼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出自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之手。后人常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调每个人都应把自己与国家民族的兴衰成败联系在一起，都应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抱有责任感和使命感。

　　修齐治平、兴亡有责，凝练地揭示了家国情怀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家国情怀是个体对家庭、对国家的一种深情大义，是每个人对家国命运共同体的一种强烈认同。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结构具有“家国同构”特点，家国同构的社会格局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如深植于中国人心中的“忠孝相通”理念，要求每个人都要自觉践行居家尽孝、为国尽忠的基本准则。家国情怀中的一个核心要求，是每一个体应当具备责任担当意识、履行责任担当精神。责任是担当的内在本质，担当是责任的行为呈现。从曾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到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再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责任担当精神始终为中华民族倡颂追求，要求每个人都要明晰自己对家庭、对国家应有的义务，且在实践中能够自觉担当。

　　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是中华文明的精髓要义。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庭是国家的基础，国家是家庭的延展。家与国相辅相成、休戚与共。中华文化视“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中华文明主张“一家仁，一国兴仁；
一家让，一国兴让”，都包含着对个体与他人、个人与民族关系的认识与理解，体现出对家庭与国家关系的基本立场与要求。A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谈及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在阐述伟大抗战精神时再次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将这样一些重要内容视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优秀文化基因元素，以之涵育民族精神和文化自信，有利于推动这些精神在新时代的赓续传承、发扬光大。

　　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对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基本特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文明的一系列突出特性，是中华民族孜孜前行、毅然奋发的形象写照，是民族精神不断凝聚、升华的思维结晶。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让我们能够从历史连续性中理解古代中国、现代中国、未来中国，让我们更加坚定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让我们始终保持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作为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元素之一，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昭示出每一位中华儿女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的壮怀，展现出每一位中华儿女以百姓之心为心、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既容纳着修身重德、行孝尽忠之仁爱之情，又蕴含着爱国主义、责任担当之民族大义。此种家国情怀宛若川流不息的江河，流淌着民族的精神道统，滋润着每个人的精神家园，正在并将继续彰显其当代价值，发挥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厚德载物、明德弘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之⑤

　　近日，A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论及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时，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重要元素，其中包括“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厚德载物、明德弘道，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累的品格底色，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卓尔不群、独树高标的内在精神柱石。

　　“厚德载物”出自《周易·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意为，《坤》卦是大地母亲的象征，地势广阔，无所不容，滋养万物，君子应效法大地，厚积美德，以宽厚深广的度量和德性承载天下各种事物。“明德弘道”，是根据《尚书》《论语》等经典总结出来的名言。“明德”始见于《尚书》中“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明德慎罚”等句，大意为彰明德行。《大学》对“明德”的阐发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意义，该书开篇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说圣贤学问之道，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道德品性，使人去恶从善，以达到最圆满的境界。“弘道”出自《论语》中孔子所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大意为人能积极主动地把道发扬光大，而不应依赖和利用道来满足私心。“弘道”旨在追步前贤、与道同行，勉励后人充分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来自明其德、进德修身、弘扬正道、建功立业。

　　明德系立身之本，弘道乃处事之则。明德和弘道兼顾内在超越和外在求索，并通过以德近道、德合于道，实现道德与责任、理想与实践的统一。“明德弘道”须躬身力行，不断强化自身的内在修养，在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尽职责、勇担当、有作为、知敬畏。

　　“厚德载物、明德弘道”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体现了古人对自身道德修养及人与社会、自然普遍和谐的追求。“厚德载物、明德弘道”已积淀为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品格，并成为中华民族为人处世乃至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厚德载物、明德弘道”不仅关系个人的荣辱成败，更会形成整个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标尺和思想基础，是经济社会行稳致远、持续发展的保障，是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民族之魂，在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显著特性中，“德”与“道”共同起到了日用而不觉的引导、鼓励、督促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大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传统文化的沃土上茁壮成长。A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引述厚德载物、正心明道、怀德自重等典故，强调“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用明德引领风尚”。A总书记所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概括提炼和传承发展，也为推进“两个结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指引和精神支撑，激励人们追求崇高精神、向上向善，锻造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勇气，涵养天下为公、大爱无疆的品德。

　　“厚德载物、明德弘道”塑造了中华文明宽厚博大、求真务实的精神风貌，故能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不断融合创新。自觉践行“厚德载物、明德弘道”，有助于培养自信、自强、自尊、自立的主体性道德人格，为塑造现代理想人格提供丰富的精神滋养。个人事业成功与否，既取决于智力因素，也同样取决于德行等非智力因素。凡成大器者，皆有高度的责任心、进取心、自信心、感恩心。欲立事，先立德，培养主体性人格不仅有益于完善自身德业，而且将引领自身走上实现人生价值的正确道路，即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前途紧密结合起来。

　　科学把握德才辩证关系，是我们党着眼新形势新任务对干部队伍建设提出的基本要求。党的20D报告提出“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其中，政治过硬、对党忠诚是第一位的。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坚决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才能在面对躲不开、绕不过的深层次矛盾时知难而进、迎难而上、顽强斗争；
也只有具备了真才实学，确实做到能力过硬、能干成事，才能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传承和弘扬“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文化传统，深化公民道德建设，形成社会良好风尚，我们必能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之⑥

　　近日，A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A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是A总书记专门列举的重要元素之一。“富民厚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经济领域和经济工作一以贯之的思想观念，反映了中国古代先圣先贤们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民本导向和道义原则。

　　“富民”一词最早的文献记载可以追溯到《管子》一书。《管子·治国第四十八》开篇即写道：“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与管子的思想相似，孔子同样十分看重百姓富足的重要性，视之为政之要义。《论语·颜渊第十二》记载，孔子在回答学生子贡问政时提出“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把实现百姓的丰衣足食确立为经济、政治、社会安定的三大原则。在《论语·子张第十三》中，面对冉有“既庶矣，又何加焉”和“既富矣，又何加焉”的疑惑，孔子给出了“富之”而后“教之”的答案，明确提出“先使百姓富足，再进行教化”的主张。此间所言的“富之”和“足食”事实上都是“富民”的观念。孔子的学生有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进一步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强调了富国必须以富民为前提和基础。

　　先秦儒家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历代封建王朝的执政理念，“富民”思想几千年来代代相传。放眼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历史文化传承，消灭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追求共同富裕是今日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和价值追求，也是中华民族的先圣先贤们“富民”思想主张的当代体现。“厚生”一词的起源比“富民”更早，可以追溯到我国现今留存最早的上古文献汇编《尚书》。《尚书》是儒家“五经”之一，其《大禹谟》篇强调善政有“六府三事”，六府指的是人民物质生活中的“金、木、水、火、土、谷”，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唐代初年著名经学家孔颖达在为《尚书》作注疏时，专门解释道：“厚生，谓薄征徭，轻赋税，不夺农时，令民生计温厚，衣食丰足。”《尚书》所谓“六府”与“三事”，合称“九功”。六府和正德、利用二事，其核心导归和指向均为“厚生”。“厚生”展现了深厚的富民养民情怀，是善政的标志与目的，也是善治的体现。

“义利兼顾”的观念是中国古代先圣先贤们呈现给当代世界各国的又一思想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价值观，与西方政治文化的理解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英国19世纪三度出任外交大臣、两次担任首相的帕麦斯顿有一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名言”不仅是英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圭臬，也是近现代以来西方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追求利益最大化、见利忘义，成为西方政治文化的真实写照，也是西方政治思想、政治文化中的严重硬伤。作为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义利”关系的精彩论述。孔子在《论语·里仁篇》中直截了当地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点，从而给“义利”之辩划定了明确框架，为后世儒家的“义利”争辩确立了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荀况在阐发孔子思想时提出了“以义制利”的观点。《荀子·大略》写道：“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
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
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况“义利两有”的主张，既克服了片面追逐自身利益、见利忘义的自私与狭隘；
又避免了片面推崇“存天理、灭人欲”所导致的自我压抑的消极倾向。荀况“以义制利”的观点，涉及如何正确处理争取自身利益与尊重他人合法权益的问题，与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内核具有内在一致性，可以相互印证、相互注解。“义利兼顾”的理念，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早已内化为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且具有十分明显的世界意义。它不仅是个人修齐治平的准则，还为当今各国处理纷繁复杂的国际事务提供了独特的中华智慧。

把“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思想观念放在一起强调，构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伦理观。这一观念既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契合，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一脉相承。可以说，实现“富民厚生、义利兼顾”，不仅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政策主张和政策追求，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与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之⑦

近日，A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是A总书记专门列举的重要元素之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机整体的宇宙观、生态观，彰显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厚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贯穿于诸子百家的经典文献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庄子。庄子曾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在庄子看来，人和自然万物同属天地造化的产物，共处在一个有机统一体当中，此之谓庄子的“齐物论”。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德道”，强调人与自然之间整体有序的和谐状态。董仲舒通过将阴阳、五行学说合而并用，提出“天人同类、相感相应”之说。

“万物并育”出自《礼记·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句话的原初意义是强调万物并育不相妨害、道路并行互不冲突，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宽广胸怀、深厚仁德和高明智慧的理想境界。从生态视角来看，意味着自然中的每一个体、每一对象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它们可以共同存在，彼此之间并不相互排斥。“天人合一、万物并育”所表达的人与万物共同存在、统一于大自然的生态观念，今天愈加彰显其恒久价值，为构建中国特色生态哲学提供了宝贵的文化源泉，梳理出明晰的思想脉络。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倡导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共存，凝聚了中国古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与思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A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的生态哲学思想，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思想予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系统形成了A生态文明思想，旗帜鲜明强调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

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A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党的20D报告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体现了中华民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文化传统，有利于铺就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人与天地自然万物是共存关系，相即相容、相互依存、和谐共生，共同维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因此，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A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在强调人与自然共生的同时，也认为人应当善待自然，对自然资源取之有时、用之有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满足人们自身需要与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做大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的关系。A总书记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A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生态哲学的创新，不仅推动了我国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也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倡导以系统性、整体性观念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不仅体现了对自然规律更深层次的把握，还是人类实现永续发展的追求和理想，为全球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更好范式，向世界贡献人与自然和谐之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之⑧

A总书记近日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为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A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鲜明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元素，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度契合。立足当代中国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阐释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是当前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实事求是最初出现于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学者颜师古在给这段话作注时写道：“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意思是说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求得正确的结论。这里的实事求是主要指一种治学风格，即根据实证，求索真知，根本上是一个考据学命题，而非哲学认识论命题。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是由明朝思想家王守仁提出的，他强调“知”和“行”是统一的，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不能割裂开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这里的“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知行合一讨论的主要是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总体上属于一种道德修养学说。

1941年，毛泽东同志依据革命实践的需要，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其中借用了实事求是一词，并予以新的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指从实际对象出发，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由此，实事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重要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A总书记多次对为何要坚持实事求是，如何坚持实事求是作出深刻论述，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进一步提升了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为其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知”和“行”的关系同样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典型命题。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立足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对中国古代知行观进行了改造和发展，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就把传统知行观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高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A总书记对知行合一进行了理论阐述和实践探索，不仅解决了怎样做到知行合一的问题，指出“‘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而且阐述了为什么要知行合一的问题，强调知和行相辅相成，“只有把道理真正弄懂了，行动才能自觉持久；
只有行动上落实了，对道理的领悟才能更深入”。A总书记关于知行关系的重要论述一方面吸收了中国古代知行观关于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相统一的观点，将其运用于道德建设，特别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去；
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古代知行观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突破了单纯道德实践的束缚，拓展到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实现了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标志着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事求是、知行合一”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两个结合”，实现了从传统哲学命题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命题，从理论问题到解决现实问题之强大武器的“两次转换”，成为“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有机构成。

回首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用“实事求是、知行合一”这把钥匙，打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又一个关键点，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个又一个新境界，改变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历史命运。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执两用中、守中致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之⑨

A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智慧，凝聚着崇高的价值追求，承载着美好的道德愿景，一直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度契合。

“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主要在《中庸》一书中得到集中阐述，原文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两句。其大意为做事时要抓住过和不及这两个极端，调和起来采用适中的做法，既不能过于保守，也不能过于激进；
执守住中道以达致天地和谐运行、万物并生而不悖的中和状态。

中华文明从其源头就形成了尚中、贵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最早可追溯至上古五帝时期。一说轩辕居中央之地，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有土德之瑞，故尊称为黄帝，古人即以中为尊，求中致和。先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体认到“中”“和”的价值意义，发现“中”“和”与“好”“对”“行”“成”之间的规律性联系，自然就追求“中”“和”的思维和行为方法。《易经》有“中行无咎”“阴阳相合”的思想，老子《道德经》中也强调“不若守中”“知和曰明”等。孔子首创“中庸”一词，把中庸之德誉为“至德”，并言其为己“一以贯之”之道。

首先，守中即守正。“中”为本、为正。《中庸》开篇即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中即训正。”程颐解：“中者，天下之正道。”朱熹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所以，“中”给出了最高的参照标准和最终的合法性原则，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和底线。

其次，执两以用中。“中”为适中、适度、适宜。《论语·为政》有云：“攻乎异端，斯害也矣。”孔子特别强调过和不及都是极端，都不得其中。只有全面掌握两端，才能“择乎中庸”，从两端中取出适当的“中”来。可见，用中既不是“乡愿”式的一味折中与调和，也不是机械地、僵化地取两端平均值，而是在两端之间巧妙地找到恰好、正好。

再次，尚中以求和。用中、守中不是以“中”作为统一性取消多样性，而是达致“和”，即多样性和谐统一的理想状态。孔子中庸思想的最高意境，不止于中，而在乎中和。“和”是“中”的目的和价值归宿。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希望终结社会的冲突和动荡，使国家上下相合，达到安定祥和的政治局面。因此，达到中和需要更高明的承载——忠恕之道。忠恕之道以仁爱、至诚、宽容为底色，内含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伦理要求，是走向中和的道德践履。正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所言：“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

最后，时中。中和、平衡的状态不是固定不变的，要根据事情的变化和发展不断调适来维持中道。《论语·里仁》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处理天下的事情，没有固定不变的要怎样做或者不怎样做，而是适合情理，随着变化而变化。孟子称赞孔子为“圣之时者”，能够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通权达变不违仁的，非孔子莫属。《孟子·尽心上》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孟子以“嫂溺叔援”的例子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中庸之道权衡轻重、随时而变，将原则性与灵活性完美结合的高妙之处。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用唯物辩证法解释过犹不及，在中庸朴素的辩证智慧中注入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元素，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著名理论范例。他说：“过犹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他认为过与不及的错误在于没有选择最能符合事物发展的度，没有达到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理论和实践相符合。就这样，在“两个结合”的必由之路上，我们党始终在理论与实践上扎实推进，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一次又一次地印证“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A总书记多次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将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自觉运用于治国理政的实践中。譬如“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矛盾观、“蹄疾”而“步稳”的发展观、善于把握全局及长远的系统观念和战略思维、识变应变求变的创新思维、划出红线与亮明底线的法治观念和底线思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观以及文明多元并生、交流互鉴、和谐共处的思想等，既部署了“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了“桥或船”的问题，具有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讲信修睦 亲仁善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之⑩

2023年6月2日，A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在讲话中，总书记列举了共同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多个重要元素，其中包括“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值得注意的是，“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在党的20D报告中也被列举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智慧结晶之一，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中向国际社会展示的大国风范、交往之道。

“讲信修睦”，源自《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其基本含义为，各国之间要相互讲究信用、要建立和睦关系。这句话所记载的是孔子在参加祭祀之后触景生情、发出的关于自身所处时代政治秩序的叹息与期盼。“亲仁善邻”，则出自更早的《左传·隐公六年》，即“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其基本含义是，一个国家应该亲近善人、友睦邻国。其所描述的场景是，陈佗劝谏陈恒公要将“亲仁善邻”作为国家最宝贵的方略，应同意郑国的求和。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当中，信、睦、仁、邻等传统理念共同汇集为中华民族对天下有序良性互动及理想秩序的持续追求与不懈探索。

“信”是立国之本，更是国家间保持良好交往的根本基础。《管子·枢言》曾言“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中，A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提出正确义利观，倡导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要求。2013年在印尼国会演讲时，总书记曾提到“人与人交往在于言而有信，国与国相处讲究诚信为本”，凸显了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总书记再次强调了“大国尤其要作出表率，带头讲平等、讲合作、讲诚信、讲法治，展现大国的样子”。

“睦”为国家间交往设置了和顺亲近、守望相助的和谐目标。《广韵·屋韵》有云：“睦，敬也……亲也，又和睦也”。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中，A总书记多次提出中国一直追求和传承的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决定着中国作为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关键角色定位。2023年5月中国-中亚峰会成功召开，总书记再次提出了守望相助、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世代友好的重要目标，为中国与中亚国家乃至世界各国之间的和睦和谐指明了方向。

“仁”界定了我们注重仁爱真诚，关注共同命运的积极交往方式。《孟子·离娄下》曾称“仁者，爱人”。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中，A总书记关于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战略要求中也展现出“仁”这一传统文化内涵。2016年在秘鲁国会发表演讲时，A总书记曾指出中国人“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旨在说明中国一贯主张各国共同努力，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共享繁荣、共迎挑战，守护共同命运。

“邻”明确了国家间交往的关键方向，要与邻国亲近，更要团结道义上相近、相通的国家。《论语·里仁》有言“德不孤，必有邻”；
朱子《论语集注》也说“邻，犹亲也”。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中，A总书记提出了亲诚惠容的重要理念，要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也要从周边命运共同体、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逐步稳健推进开来。

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按下“加速键”、吹响“集结号”的今天，我国与国际社会交往中更加真诚地体现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赓续历史文脉，践行“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在A外交思想的战略引领下，在新征程上继续谱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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