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地域投机文化(5篇)

篇一：浙江地域投机文化篇二：浙江地域投机文化

　　哪里人最会赚钱？山西人？广东人？福建人？浙江人？福建山西浙江广东上海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这里讲的是正儿八经地赚钱，不是歪门邪道、杀人越货、资本投机那种。

　　时代不断变化，不同时代有不同地域的人最会经商赚钱。

　　山西人？

　　士、农、工、商，在封建时代这是职业的贵贱等级。商在历史上一直受限制，这和儒家思想有关，鄙视商人压制商业。

　　中国能成规模形成商业群体的开始，应该是清朝的山西人。

　　打开腾讯新闻，查看更多图片>清朝山西钱庄

　　由于清朝中后期西方商业不断发达，但清朝的闭关锁国和禁海，使东南沿海的商业被限制，陆路的俄罗斯就占了优势。满清政府实行海禁，却开放陆路经商，我没搞懂是为什么。

　　山西人大量地从福建贩卖茶叶到俄罗斯，再由俄罗斯销往欧洲。这条陆路，就像现在的中欧班列。山西人在这时候靠经商积攒了大量的钱财，中国早期的公司——商号，在这里成熟。

　　清朝山西人经商陆路图

　　这时的山西人最会赚钱，并开始了钱庄生意，金融业已有雏形，这是最高级的赚钱生意。但这事没发展下去，被晚清政府盘剥没了。山西人的商业也随着东部的口岸开放没落下去。

　　广东人？

　　山西人之后是广东人。清末至民初，满清政府被洋人打的满地找牙，被强迫开放通沿海商口岸。

　　这时候在广州出现了大量的洋行，类似于改开初期外企在中国的办事处。大量的国外商品在这里进来，国内商品在这里出去。广东买办代理了不少的进出口生意。

　　民国初期广州的旗昌洋行

　　广东出现了不少以洋行买办起家的富商，比如宋家。这些富商因

　　为最早接触西方思想，所以孙中山革命的时候，就喜欢在广东闹，这些买办起家的富商对他资助很多。

　　这时候应该算广东人最会赚钱了。

　　浙江人？

　　到了民国，中国通商口岸的全开放，长江成了辐射内陆市场的主要运输线。上海的商业地位起来了，成了“冒险家的乐园”。

　　民国时期上海的南京路

　　西方很多投资家来上海，比如哈同。广州的洋行大部分也转移到上海，洋行的买办变成了浙江人宁波人。而上海没有多少本地人，经商的大户基本是来自浙江宁波，比如新药的吴家，中华书局的陆家。所以从民国到解放，应该算浙江人尤其是宁波人最会经商赚钱。

　　民国时期上海外滩

　　至此到解放，山西的商业已经衰落，广东的商业也被上海超过。浙江宁波人占据了上海和江浙的商业地位，老蒋也是控制了上海江浙，为他的权力集团的崛起不断提供财力。

　　不起眼的福建人

　　但这时候不能忽视了一个商业模式的存在，那就是福建人，他们开启了南洋商业模式。

　　清末民初福建人下南洋路线图

　　福建东南部沿海，不少人因家贫只身下南洋，在当地的愚昧土著和西方殖民者之间艰难创业，到后来创立商业帝国。在马来、印尼、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有不少祖籍福建的商业巨头。

　　很多下南洋的福建人赚了钱就回来光宗耀祖，泉州这里农村有不少中西结合的老洋楼，都是清末下南洋创业，民初再回乡建的。最有名的算陈嘉庚，更早的也有，比如清末的蔡资深故居。

　　福建泉州石狮农村，民国时期的老洋楼

　　福建人这算默默地赚钱了。

　　新时代哪里人最会赚钱？

　　新时代会赚钱的人，应该从改开算起。

　　我这里就不讲那种靠资本投机（这是盘剥）和科技暴富（这是贩

　　卖知识）的，只讲经商赚钱。

　　最早应该算广东，开放最早，又有香港的影响，再加上国家政策的扶持。广州、汕头、番禺、东莞、中山，这些人广东老板都很厉害。

　　广东改开初期的商铺

　　之后就是福建人，很多东南亚的华侨和台胞是福建人，他们对改开初期福建人经商影响很大。

　　福建人和浙江人都很努力。早年因为备战，福建作为东南前线，在建国的三十多年里，国家基本不给予建设。问问那些福建东南沿海老人，他们都会告诉你当时的生活是多么的艰苦。一耕地面积少，二不让个体生产，三国家不建设。

　　现代的福建厦门

　　改开后给他们带来希望，为填饱肚子放开手脚拼了，拼搏和勤劳的精神迸发出来。在当年国家并没有给像广东那样的优惠政策的情况下，福建人靠勤劳和胆量闯荡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福建老板也赢得了大家的尊敬。

　　之后就是浙江，浙江文化底蕴深厚，浙江人聪明而又有灵气。浙南的温州人和福建人一样，在改开以前日子过得很艰难。改开后，在没有任何优惠政策下，靠勤劳和智慧，一点一点地创造出自己的商业帝国。浙江老板也值得敬佩！

　　上海浦东

　　然后就是上海的大开发，带动了长江沿岸的经济，同时造就了苏南和浙北的高速发展。这机会让苏南和浙北的人赚到了大钱。

　　新时代能赚钱的人也不能不提山西人，煤老板前几年那是赚的盆满钵满。但毕竟是挖矿，随便卖都赚钱。我们这里讲的经商赚钱是指，通过经营、运作、市场营销致富。

　　新时代也不能忽略地产大佬和信息产业新贵。但我认为这些没形成一个地域群体，而且是靠知识垄断来做大，不适合这个主题的讨论。

　　综上所述，目前虽然还是广东的经济最发达，中国的财富也集中在地产和信息科技上。但是从经商赚钱来讲，我认为还是福建人和浙江人最能经商，他们的聪明和勤劳最令人钦佩。

篇三：浙江地域投机文化

　　论浙江精神对浙江经济发展的影响

　　教育技术学

　　刘启腾

　　201307260110作为一个湖北人，初到浙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里的自然风光。在这里生活了近一年，对浙江精神的真正含义也许了解的也并不深刻细致。然而，浙江经济发展的繁荣态势却让我羡慕与崇拜。浙江城镇与农民人均年收入均居于全国第三，这里有世界小商品市场义乌，有用网络创造一个省年收入的阿里巴巴，有许多全国闻名的旅游城市········浙江经济发展速度飞快，令世人惊叹，令外省羡慕，我认为浙江经济的强大，除了依靠沿海的地理优势，和浙江人的精神也密不可分。

　　在我眼中浙江精神就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优良品质，浙江精神是浙江发展的动力，是充满地域文化个性和特色的价值取向。在历史的洪流中，浙江人面临困难却不退缩，逐渐变得勇敢坚强。在长期的发展中，浙江人也养成了求真务实的品格。开放兼容，让浙江充分学习他人的优势，变得更强大。敢于创新，敢为人先，更让浙江走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前沿，成为许多方面的领头羊。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浙江精神不是口头上的口号，而是在不断摸索前进的历程中逐渐形成的高尚品质。

　　而于此同时，我大致的总结了浙江经济发展的几个特点。1.民营经济发达。由于沿海的地理条件，加上较好的政策制度，浙江省的民营企业发展茁壮，最重要的例子要数吉利控股公司成功收购百分之百的沃尔沃股权，使中国汽车行业取得巨大发展，民营企业在浙江经济占

　　有重要的位置。2.市场化程度高。浙江省依靠市场取向与结构多元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通过市场取向的范围和内容的不断扩充，结构多元的层次和领域不断延伸，从而构建起极富竞争力和成长性的区域增长模型。例如，浙江省至2011年共有商品交易市场4212家，交易额达1.45万亿。浙江市场化程度达到8.24分，仅次于广东，由此其市场化程度可见一斑3.浙江的块状经济突出，县域经济发展快。由于邓小平不平衡推进经济发展思想在浙江的实践，各地经济发展不均衡，块状经济突出。各地市间工业总产值的构成比例也有较大差异。截止2009年底全省年产值超十亿的各类特色产业区块达312家，而浙江县域行政区的生产总值已经达到全省的52.4%。4.浙江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较高。浙江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资源和市场，出口总额甚至名列全国第三，同时也在世界138个国家和地区有投资，也正因为如此，浙江经济实现了赶超式跨越式的发展，基本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

　　浙江精神是浙江人民的一笔巨大的财富，也是促进浙江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浙江精神影响着经济领域的每个角落，也在很多方面有着具体特殊的影响。在我看来，浙江精神的促进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浙江特有的历史铸就了浙江人民坚韧的精神，鼓舞浙江人不断克服困难促进经济平稳发展。晚清时期，浙江社会处于侮辱沉沦和抗日自救的反腐较量中。然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宁波宣告对外通商，大胆开始与日本资本主义对抗，并出现了宁波帮商人，成为上海诸商帮的的巨擘，商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时期，浙江人更是努力倡导使用国货和抵制洋货，用先进的思想有力支持了浙江地区经济发展，也使浙江在那样一个世界环境日益混乱的时间反而取得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浙江解放时，由于连年战争，农民一贫如洗，工厂停工，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百姓的生活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就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浙江人民在农村推行减租征粮政策，实行土改，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很快恢复。在城市，省委没收官僚资本，打击投机资本，稳定市场，同时合理调整工商业，进行工业建设，浙江人靠着坚持和勇气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全省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全省生产总值飞速增加，人民生活大幅度改善。同时，由于浙江沿海，经常有台风等极端天气肆虐，侵扰工业，威胁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仅仅是今年的双台风，全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24.05亿元，其中农林牧渔业59.3亿元，工业交通运输业29.2亿元、水利设施11.84亿元。面对如此惨痛的天灾，浙江人民在积极救灾的同时，仍然坚持工业生产，积极地进行经济建设。困难重重的历史和自然环境并没有打垮浙江人，反而推动他们稳定市场，用更大的勇气更多的努力来前进。浙江人民不畏困难、奋勇向前的精神是浙江创造经济神话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浙江人民敢于创新，打开不同的新领域，这也为浙江发展打开了一条新路子。

　　浙江人创造了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座农民城等很多可以载入改革史册的“全国第一”，赢得了发展的时间和速度。马云，在众多电商纷纷准备撤出的时候坚持了下来，不走和别人一样的道路。别人都认为这个市场没有

　　前景，他却看到了商机。为了和其他电商竞争，他最终选择网上零收费开店，大胆创新，最终取得了规模空前的成功。他率先选择了电商行业，开创了先河，促进了浙江经济的飞速发展。10年，中国网民在线交易额翻了近8000倍，电子商务也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今年双11，浙江省电商在一分钟内销售额破亿，在21小时内销售额达到300亿，这样一个天文数字就是浙江人的创新精神创造的。因为创新，浙江经济得以更快更好地发展。第三，浙江精神使浙江人能够更大程度上对外开放，海纳百川，从而理智多方面的面

　　对机遇和挑战。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由于沿海与外界更多交流的关系，浙江人更加善于与外界交流，对外开放。作为最早开设通商口岸的省会之一，浙江省很早开始与外国交流，并进行对外贸易。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民抓住上海浦东开发的机遇，加快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同时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推动大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到2010年底，全省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18339家，总投资436亿美元。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101家投资浙江，设立企业231家。浙江义乌也成为世界小商品市场。如今，浙江出口总额已经跃居中国第三，全省累计批准的外商投资企业49408家，浙江投资覆盖138个国家和地区，浙江正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发挥着愈发重要大的作用。浙江人海纳百川，对外开放的精神，造就了浙江经济更大的市场，也大大推动浙江经济的发展。第四，浙江人民坚守努力团结、合作前进的精神，推动浙江经济更加稳定繁荣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浙江人民便合作起来，抵制洋货，支持国货，团结一致支持当地工商业和生产业的发展，使

　　浙江经济在那样一个时间赢得了一个“黄金时期”。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外国市场严重缩水，浙江出口贸易受到巨大冲击。这对于外贸依存度超过50%的浙江无疑是一场巨大考验，也导致了出口额甚至出现负增长。严峻形势下，浙江人民同心同德，以“凤凰涅槃，风雨同舟”的精神，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投资方面，浙江及时出台了实施今明两年总额为8811亿元的政府主导性重大建设项目计划，并大规模实施农民住房改造和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工程，拓宽投资领域和渠道。消费方面，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增强居民即期消费预期，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让浙江城乡居民的消费热度不减。1至三季度，浙江经济增幅达到7.7%。浙江人民团结一致，终于将危机化为转机，促进了浙江经济的持续发展。风雨飘摇中，浙江人民手拉着手，一起向前，稳定市场，不断稳定经济发展格局，推动经济蓬勃昌盛，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

　　还有一个方面，便是浙江企业家的精神。企业家的精神，其含义具有广泛性和多层次性，因此没有确切的定义。而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发展的关系，1.阿吉翁和霍伊特通过数学模型研究了企业家创新行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詹姆斯则指出，是企业家内生的创新行为决定了经济增长。浙江是一个资源匮乏的省份，号称“七山一水两分田”，缺地，缺煤，缺工业原料。然而，浙江被经济学家吴敬琏称为具有炽烈企业家精神的地方。可以说，浙商是全国人数最多，比例最高，分布最广，影响最大，创新能力最强的经营者群体。敢为人先，敢为天下

　　先，浙商的创业欲望和创业能力，就是一种资源和竞争力。2.在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自我雇佣率排在前三位的省份分别是北京，浙江，和上海。利用1996~2005年的数据，通过一系列数学模型计算分析，计量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对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均GDP有显著正的影响。即如果自我雇佣率提高1%，GDP会提高0.1个百分点，而人均GDP则会提高0.18个百分点。而企业家精神恰恰影响着自我雇佣率。实验表明，企业家精神在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浙商精神将浙江经济推向新的高峰。

　　因为沿海的优势，浙江人民学会对外交流与开放，更好的利用对外市场，同时从外界学到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更好的创造经济财富。同时，面对历史中各种各样的灾难与考验，人民养成了坚忍不拔、顽强抗战的品质，这也保卫了地域的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和基础。除此之外，科技创新在经济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浙江人民敢于创新，开拓新的领域，因此也获得了更多更有意义的成功，创造了更多财富。面对自然灾害和金融危机的考验，浙江人民也团结一致，挺了过来。精神是一个人生存的支柱，更是每个人生产的动力。浙江精神是浙江人民最大的财富！

篇四：浙江地域投机文化

　　用笔触展示诸暨人的性格

　　诸暨人秉性特异，既有北方的豪放强悍，又有南方的敏慧灵秀。平时喜欢以“木陀”、“癫佬”自称，意气相投，则“小布衫里脱出”，“倒背电筒”，搭上性命也在所不辞；话不投机，一句“大不了”、“横竖横”，哪怕天皇老子也不买账。野，能野到极处，故多出武将猛士；文，能文到妙境，故多出文人墨客。

　　这种特殊的地域文化性格，与诸暨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诸暨是古诸暨国、古越国都城。夏帝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封庶子无余到诸暨，与原先生活在此的诸暨国土著共同建立了越国，定都于今诸暨阮市、店口一带的埤中。一说无余先定都会稽，后迁都埤中。不管哪一说，古越国创建伊始曾建都埤中，是无疑的。埤中都城大约经历了10余代君主，周灭商之后，越国迁都今诸暨枫桥、赵家一带的大部，也经历了大约10余代君主。勾践之父允常在位时，建都于今牌头、安华一带的勾乘，这是越国第三次建都诸暨。在此期间，允常、勾践父子不但奠定了霸业基础，而且揭开了吴越战争的大幕，书写了震撼春秋的重要历史篇章。

　　先看看诸暨人的“野”。前544年，吴伐越，掳去一些奴隶，令他们守舟。令吴人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这些越国奴隶却乘机杀掉了登舟的吴国国君余祭。前496年，允常去世，勾践即位，吴国乘机伐越，以为能乱中取胜，勾践却用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自杀阵”，两军对阵时，派出500名战士冲到吴军面前挥刀自尽，吴军看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勾践抓住时机挥军掩杀过去，打得吴军一败涂地。这两例，足证“木陀”、“癫佬”名之不虚了。

篇五：浙江地域投机文化

　　浙商简介

　　浙商一般指浙江籍的商人，实业家的集合，是一个较为新近的称法（1999年，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下属的《经济生活报》（《今日早报》前身）开出了一个名为“浙商名流系列访谈”的专栏，这是具有当代内涵的“浙商”概念的首次提出）

　　从古至今，浙江商人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的重要推动力量。如今在私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浙江模式”，“浙江经验”，“浙江现象”已经被写入多地教科书，越来越多的媒体对浙江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给予报道，越来越多的人对浙江的发展给予关注。

　　浙商特点：“舍得”、“和气”、“共赢”、“低调”、“敢闯”。

　　浙商简史

　　浙江的商业文明历史源远流长，工商业活动自古就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在农业经济占据绝对优势，商人居“四民”末位的传统社会，较之于大多数兄弟省市，浙江的商业和商人的作用和社会地位依旧突出。

　　浙江工商业活动的历史传承和脉络完整清晰。隋朝京杭大运河的贯通使得杭州成为江南物资的集散中心。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江浙一带成为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商品经济较为发达，也产生了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五代吴越国王钱镠的励精图治使得浙江在两宋后富甲东南。宋元时期，浙江凭借发达的桑蚕丝织业和优良的海港资源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出发点和腹地。清朝末年及民国初年，浙江商人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中坚之一，为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浙江商人活跃于国内外商界，目前为中国国内除台商之外最活跃的商帮，为各地的发展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注入了活力。

　　浙商思想的起源发展以及其影响

　　早在六七千年前，浙江先民就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河姆渡文化”。至春秋时期，浙江又孕育了古越文化，被封为“中华商圣”的范蠡就出现在这一时期，他从国富民强的角度强调了农商并重的主张。

　　到了南宋时期，中原文化大规模南迁，浙江一度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到了明清时期，浙江更是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辈出，且这些人多为当时引领全国学术的翘楚。浙江特殊的环境孕育了其重商的文化，浙东学派主张“工商皆本”、“义利兼容”、“国家不可病商以滋弱”，这些通商惠工、经世致用以及士农工商平等的思想观念，在农业经济占绝对优势的社会环境下，促进了浙东地区民间自主工商业活动的孕育和成长，成为浙商文化的源头活水。

　　浙江较为著名的区域性商人团体

　　宁波商帮

　　宁波商帮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商帮，它以上海为活动基地，在京、津、汉有很大影响力，且波及全国及世界各地。宁波商帮活跃于工商界，尤其在航运、金融领域颇有影响。

　　宁波商帮对清末大上海的崛起和二战后香港的繁荣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也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如第一家近代意义的中资银行，第一家中资轮船航运公司，第一家中资机器厂等等，都是宁波商人所创办。

　　宁波商帮不仅历史悠久、经济实力雄厚，而且是唯一一个实现了集团性或整体性近现代化转型的传统商帮。

　　龙游商帮

　　龙游商帮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主要指历史上今浙江境内金华、丽水、衢州地区商人的集合，因其中以龙游商人人数最多，且经营手段最为高明，活动范围最广，资本最为雄厚，故得名“龙游商帮”，其商人主要经营珠宝业、造纸业、屯垦业、印书业、贩书业，在全国各地和海外均有开展商业活动。明万历年间，龙游商帮与晋商、徽商及江右商人在商场上角逐，称雄一时，故有“遍地龙游”之谚。

　　龙游商帮崛起于南宋时期，鼎盛于明朝中叶至鸦片战争前后，衰弱于清光绪以后。

　　南浔商帮

　　南浔商帮是继徽商、晋商之后，在近代中国涌现的，具有强烈地域特征的商人群体。与潮州帮、宁波帮在同时涌现，对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影响深远。

　　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及较早开埠，使以南浔丝商为代表的湖州商界接触到西方近代思潮，并加入到了推翻清政府统治的革命运动之中。湖州籍的人士在国民党的前期创党过程，以及后来在党、政、军、财各个部门都占据举足轻重的作用。湖州籍人士曾一度占据国民党中常委1/3的席位，控制了当时的全国政权。

　　南浔商帮以辑里湖丝起家，形成了以“四象、八牛、七十二条金狗”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团体。积累财富之后他们大量投资盐业、钱庄、典当业和地产，在他们创办的近代化企业中，更是涉及金融、交通、电力、机械以及其他轻功业，这对当时浙江乃至全国的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浔商帮崛起于鸦片战争之后，鼎盛于19世纪末，衰弱于20世纪20年代后。

　　温州商人

　　温州早有经商传统，改革开放之后，温州商人更活跃于国内外商界。温州商人有遍布全国及海外的各级商会以及建有“温州街”、“温州商城”等。温州商人以精明、吃苦耐劳、敢闯敢干、得风气之先著名，即使是在条件较为艰苦的非洲，也能够找到温州商人的身影。温州的产品几乎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如著名的温州打火机。现有“温州模式”一说（见经济学家董辅礽的研究）。

　　义乌商人

　　义乌以制造、经营小商品闻名于世，其小商品行销全球。

　　现义乌小商品市场是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公认的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交易中心。义乌商人“鸡毛换糖”的商业行为，被列为浙商标志性事件第一名。义乌商人以其“一分钱利润”的精神发家，在义乌商人当中信奉这这样一个原则：在自己赚钱的同时，想尽一切办法让合作对象也赚钱。义乌商人遍布世界各地，人称“蚂蚁商人”。中东欧洲非洲南美等等全世界都有着义乌商会。在这片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土地上，义乌人正在创造世界的奇迹。义乌商人特点“谦虚”“勤奋”“低调”“共赢”。

　　浙商的历史发展

　　浙商的萌芽和第一个发展高峰（公元前6世纪至6世纪）

　　春秋末期，越国灭吴，成为当时的最后一个霸主。

　　越国的强大，有一个人功不可没，那就是被后世奉为“中华商圣”的范蠡，他在越国为官期间，制订了“农末俱利”、“货物官市”的基本国策，他也十分重视宏观调控，提出平粜论，既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也保护了商人的利益。

　　范蠡“弃官从商”的人生价值理念及其“仗义疏财、施善乡梓”的财富态度和价值观影响了浙江人重视实业，以经商致富为荣，并善待财富。

　　战国时期浙江地区的造船业与航海业已经有了领先时代的水平，同时期越王勾践号召越国上下养蚕发展丝织业。至秦朝时，浙江已经有了繁荣的丝绸贸易市场。

　　到了三国时期更是有了与日本的商贸往来，日本的和服就是当时传入的。

　　浙江兴起海外民间贸易和民间自主贸易（公元6世纪至10世纪）

　　唐702年日本遣唐使横渡东海至明州（现宁波），东海航路开启（这是一条以明州港为主轴的海上丝绸之路干线），此后浙江的贸易活动更加繁荣。浙江地区的丝织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海外丝绸贸易亦不断增加。

　　除了官方贸易外，唐朝的民间贸易也十分活跃，尤其是日本仁明朝中止遣唐使后，私人商船的往来就更加频繁。

　　到了五代十国的吴越国时期，浙江的丝织业超越北方，吴越国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与日本进行友好往来。

　　都市集镇商业的繁荣和商人群体的出现（公元10世纪至14世纪）

　　到了两宋时期，朝廷积弱，国都南迁至临安（今杭州），随之而来有大量技艺高超的丝织工人，他们的到来极大促进了浙江丝织业的发展，同时人口的大幅度增加也加快了丝绸贸易以及浙江市镇贸易的发展。

　　国土减少，财政面临困难的政府，为了扩大收入积极发展海外贸易，指定广州、明州、杭州为对外贸

　　易港，浙江丝绸开始大量外销世界。

　　与此同时，受到海外贸易的刺激，部分农村的机织户开始分离出来，城市的丝织业开始兴起。

　　浙江工商业活动和商帮的崛起（公元14世纪至19世纪）

　　明代，浙江的海外丝绸贸易达到极盛时期，但是由于明代海禁森严，合法贸易几乎绝迹，民间贸易主要依靠走私进行。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各地市镇普遍兴起，明中期资本主义萌芽就出现在中国的江南地区，此时商品流通领域扩大，商人活动十分活跃，商帮逐渐形成。明清时期中国先后出现了十大著名商帮，其中就有龙游商帮和宁波商帮。

　　鸦片战争后，杭州、宁波、温州先后开埠，浙江成为近代工商业和商帮的摇篮。

　　近现代浙商的曲折发展（19世纪至20世纪70年代）

　　清末民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不少浙江籍官僚、买办和商人相继创办了一批民族产业集团，并以上海为基地，参与了新式银行的投资，这些民营银行的出现表明了中国近代金融资本的正式产生，标志着中国金融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些大银行和大企业资本集团被统称为浙江财团，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财团。

　　蒋介石执政时期，浙江财团便是南京政府赖以建立政权和财权的支柱，但是他们在南京政府中所获得的权利却与他们的付出不成正比，从而导致了这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并最终被政府各个击破。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土地制度改革完成后，国内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打击投机商业，建立计划经济。因此，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浙江民间的自主工商业活动基本都处于低潮期。

　　现代浙商(20世纪70年代至今）

　　计划经济至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农村社队企业时期，这一计划经济环境中的农村集体工业经济形态为浙商的成长提供了最初的人力资源积累。

　　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国家推动改革开放政策，非公有制经济开始大力发展，从全国来看，这一时期浙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很有特色和成效的。据1995年工业普查资料显示，当年浙江全部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8.9%，而个体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7.8%，私营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23.8%。“个私经济看浙江”，浙江成为全国各地鼓励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竞相效仿的典型。

　　20世纪90年代至今，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行引导融合，在此背景下，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又有新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由1997年的1775亿元进一步增加到2001年的3466亿元，占全省GDP的比重有38.3%上升到51.4%

　　浙商的未来

　　现代浙商被台湾商界称之为“大陆之狼”，生存能力让全球感到震撼。欧洲人美誉浙江人为“东方犹太人”，800万在外浙商每年创造的财富总值和浙江全省年GDP相仿，也就是说，数百万海外浙商等于再造一个浙江！

　　虽然现代浙商已经是当仁不让的华夏第一商帮，但浙商远远没有到可以高枕无忧的时候。作为前辈的晋商、徽商横跨大江南北屹立数百年不倒，而浙商登上历史舞台充其量才30年。当年晋商之所以式微，就是因为不能与时俱进及时转型升级而被历史淘汰。

　　对浙商来说，特定意义上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但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的“危机”很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而浙商的传统优势正在弱化甚至消失，未来能否继续领跑并非毫无悬念。如果不能果断转型升级巩固和重建竞争优势，浙商很快就可能成为“跟跑者”。

　　对浙商来说，他们的30年就是西方300年企业发展史的浓缩和集中。30年前他们多数是农民，在基本生存压力的激励下，他们从体制的边缘和缝隙里开始冒险之旅。所以在浙商身上，可以同时找到冒险家、资本家、革新家和经营者、经理人等五种企业家的特征。这是他们的幸运，赶上了一个大时代；也是他们的不幸，这是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要持续领先，需要决策者更高的智慧和勇气，需要浙商保持企业家精神提高企业家能力，需要社会更持久的理性。而这一点，比之浙商已经取得的成就，并不会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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